前言
在21世纪，互联网与移动数据端的发展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流量的急剧增长，刚刚过去的那一分、那一秒，我们比从前的相同时长下获知了更多的碎片化信息。
媒体，正是这些信息的承载者和搬运者。当下，我们通过移动通讯工具、传统纸媒、电视广播等途径获知资讯，在多媒体交织形成的公共信息网之上了解着社会的变化，并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透过媒体，公共信息具备了更强的流通性；透过媒体和互联网的合作，信息全球化得以推进；透过媒体和媒体人的努力，普罗大众能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感观，了解更多元化的信息。
借助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信息的时效性得到了提高，不过区域公共信息的差异性却也因即时网络的存在而降低——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处于分裂、孤立的信息领域中，以致于对所处地区、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与此同时，资讯的真实性与安全性也随此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资讯中散布着大量“幌子”与“骗局”，隐私和数据泄露严重威胁着大众的个人信息安全，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增加。
媒体与舆论，如今不仅是现实社会的重要一环，甚至也已成为当下模拟联合国会议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身为媒体人，我们以笔为枪、以文为箭，将“言论自由”——常与西方的三权概念配合而被称作“第四权力”——的合理运用作为制胜法宝。我们尝试聚焦于热点问题，让受众了解到事件本身的样子，为受众提供更多的参考资讯；我们也尝试在报道中表达我们的态度，希望引发受众对某一甚至是一连串问题或事件的深层次思考；我们尝试通过我们的努力，促进当前会议的有效运转。
在本次2020大湾区模拟联合国大会寒假会议中，大会主新闻中心将依旧遵循“自由化”和“低干预”原则，并在传统的媒体运行机制上有所创新。
主新闻中心主席团将针对1998印巴核危机中文战略联动体系、中文特殊委员会——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General Assembly Third Committee: SOCHUM、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s单独设计与其相匹配的媒体运行机制，为每一个委员会实体设置不同的媒体构成形式。
现实中的媒体简述
在现实生活中，媒体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力”——这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其所传递的一种概念是：新闻传播媒体在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并从而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这种以简单比喻的形式所传递的媒体作用的概念，自19世纪以来在饱受争议的同时又广泛普及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
“第四权力说”这一西方报业先辈的美好设想历经长期司法与立法实践，终于在最典型的一类资本主义国家中初步实现。以美国为例：1923年，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在关于“芝加哥市对《芝加哥论坛报》案”的判决中确立了报纸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原则。196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关于“《纽约时报》对苏里文案”的判决中进一步确立了报纸批评官员的权利。1971年，由“专业新闻人员协会”提议创立的“盾牌法”保证了新闻人员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权，防止官员钳制舆论。
模联中的媒体现况简述
MPC，即Main Press Center的英文缩写，中文意译为主新闻中心。在中国的模拟联合国活动中，MPC最初于2009年在未名湖畔诞生。此后，MPC也随着模联会议及其规则的不断完善而一同发展，因会议形式和内容的不断进步而一同创新。
在十年后的2019年，MPC已经成为了中国模拟联合国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会议信息的传播和会议进程的推动而努力。媒体代表与会场代表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存在“谁服务于谁”、“谁依从于谁”的概念。媒体代表与会场代表皆是独立的个体，都要有其独立的思考与想法。
有别于国家代表，媒体代表将以笔为枪、以文为箭，以不同的媒体定位为基础，从多元角度为会议中的受众传播信息、表达社会舆论、提供另一个“发声的渠道”。
从主新闻中心及媒体在会议中的作用而言，媒体似乎是为国家代表所服务的，是某一会议中存在的政治实体发声的可选渠道、是一种“为完善会议而存在的附加品”。
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媒体代表曾经就如同“可有可无的附加物”一般存在，但伴随着中国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发展，媒体/媒体代表逐渐从某一常规委员会的附加席位、发展为现今各式会议中独立存在的常设委员会。
考虑到当今模拟联合国会议中，尤其是联动体系中存在着：国家决策团队的高度浓缩和国家机器的缺失；会议中缺乏足够数量的的、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受众；不同会议节点下信息传播能力和速率存在差异；不同会议机制对于会场代表和媒体代表有着不同的限制和要求等等客观问题。如今，媒体及媒体代表在为会场代表输送信息、表达自身立场和观点的同时，也在这上述过程中承担了部分“国家机器”应尽的责任。
不论是在何种委员会中，媒体所传递的信息，都可以为会场代表们推动磋商进程、作出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的有效传播，将影响会议结束时的最终结果。当然，这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如前文所言，媒体的角色、定位及其作用仍在不断变化。在如今的泛珠三角地区，众多会议也尝试使用新的会议设置、新的会议运行机制。
例如，在泛珠地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联动体系中，或引入了CDC（会议指导中心）、IPC（信息反馈中心）等行为体概念，为代表提供更为完整的国家决策及执行能力，减轻因高度浓缩的单一政治实体的决策团队而缺失的国家履职能力；或尝试在主新闻中心引入点数机制；或尝试为各媒体代表开放指令权；又或尝试在会议中将主新闻中心与会议指导中心相结合，将因信息传播而产生的舆论纳入会议推演中，以补偿受众缺乏的短板。
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完善前文所提及的诸多客观短板，更有效地推动会议运作。
机制的引入与创新
在2020大湾区模拟联合国大会寒假会议中，主新闻中心将延续“低干预”及“高自由”的原则——给予代表更大的发挥空间，同时提升代表们的与会积极性，从而促进主新闻中心的良性运作。
有别于其他会议，在本次会议正式开始前的代表招募阶段，主新闻中心将采用模糊代表制——即主新闻中心将视代表的报名情况、学术团队的学术背景和构成、各分委员会的设计和要求来预设各会议实体中存在的不同媒体及其存在的不同形式。
其中，主新闻中心将可能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传统双代表制、创新的类内阁式大报社制、混合代表制等设置，结合不断完善的信息发布及传播机制，保证会议信息网络的构建和运转、信息流的最大程度的呈现。
在本次会议中，我们也更为重视会前对于代表的培训，引导代表们提前熟悉媒体这一角色，初步了解媒体、媒介，以及当今模联活动中媒体的作用，并继续推进对机制的创新，促进主新闻中心在当下模拟联合国会议的改革。
我们在会前将会为各位媒体人提供更多相关的学术支持，让代表更逼真地接触媒体；
我们将尝试在会议中设置更多的受众角色，倾听更多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声音”；
我们将更为着重舆论的作用，关注舆论对于会议次元中的社会影响，并与会议指导中心（CDC）实现信息互通，将舆论纳入会议推演中；
我们将为各位媒体人开放更多的权利、赋予他们更多的责任，以期让代表懂得媒体层面上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学会如何有效利用“第四权力”，了解言论自由在真实社会的局限性；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参考文献
[1] 陆桂生,邹迎九.我国媒介组织结构的设计及其发展趋势.桂海论丛,2007;
[2] 潘祥辉.论媒介制度的内涵及其分层演化原理.理论界.2012,2;
[3] Manfred Bruhn, Verena Schoenmueller, Daniela B. Schäfer. Are social media replacing traditional media in terms of brand equity cre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3 August 2012, ISSN:2040-8269;
[4] John Dimmick,Yan Chen &Zhan Li,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News Media: The Gratification-Opportunities Niche Dimension,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page 13-39, 17 Nov 2009;
[5] Herman, E. S., & McChesney, R. W. (1997). Communication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Bloomsbury Academic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