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er Bay Area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总议题：阿尔及利亚危机与西德再武装问题

工作语文：中文

起始时间节点：1954年10月20日

时间轴运行比例：1:1（现实次元:虚拟次元）

委员会介绍：

第四共和国的历史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深陷于混乱和迷茫之中，而从未享有过光荣。勉强重新启程的高卢雄鸡乘上了马歇尔计划和战后经济复苏的快车，又因德国的肢解和苏联的威胁而成为了西欧大陆当仁不让的领袖，敦刻尔克协定、布鲁塞尔条约的签署都让已经厌烦政党间勾心斗角的法国人看到了重新崛起的曙光，更何况工党领导下的英国并不对同法国争夺煤钢共同体的领导权感兴趣。这个国家看起来又在绝望中找到了一丝希望……然而，殖民秩序的土崩瓦解再次给自豪的法兰西重重一击，失败主义情绪重新笼罩了法国政坛。

自1947年意大利与法国的政治危机和随后的柏林封锁起，急剧激化的东西对抗让联邦德国加入北约、重整军备成了大势所趋，倘若法国不能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寻求在西德再武装问题上的主动权，其战后在欧洲积累的所有外交成果和影响力可能都会付之一炬。但同西德彻底和解似乎也不是一个可选项：西德的基民盟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宛如那个支持天主教反动派的境外势力一样，不受左翼各政党的待见，共产党更将再武装渲染为“纳粹和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而在右翼，正受大战胜利鼓舞的法国民族主义，又怎能容许百年世仇在卧榻之侧酣睡呢？

法国走到了十字路口，她的前方仿佛有许多个选项，但似乎每一个选项又都充满荆棘。当阿尔及利亚和联邦德国这两个法国政府最重要的对外问题在1954年同时发难，摆上方才向越南人服软的弗朗斯内阁的会议桌上时，“颓废（La décadence）”的魔咒会再一次应验吗？等待法兰西的，会是像黑格尔的预言那样、让共和政体在1852年、1870年、1940年遭受的羞辱再次滑稽地重演吗？

A. 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

l’Assemblée Nationale

议题：

（1）阿尔及利亚局势

（2）联邦德国的再武装问题

席位制度：62，单代表制（各党派根据历史席位数按比例设置）

议事规则：基于国民议会议事规则设计的特殊规则

B. 巴黎布鲁塞尔条约修订会议

Paris Conference

议题：联邦德国的主权与再武装问题等

席位制度：30，双代表制

议事规则：模联传统议事规则

C. 阿尔及利亚多方谈判会议

Multi-party Negotiation on Algerian Situation

议题：阿尔及利亚的地位问题等

席位制度：34，混合代表制

议事规则：特殊议事规则

联动体系学术团队负责人：

刘羽丰 巴黎政治大学

崔云瀚 东北师范大学

廖蔚熙 西南科技大学

联动体系学术团队成员：

周子毅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钟岳霖 耶拿应用科技大学

求一聪 中国海洋大学

翟晋津 江南大学

吴博帆 天津外国语大学

林嗣鈞 澳門鏡平學校（中學部）

张慧滢 广东肇庆中学

曾子羽 广东肇庆中学

序

1961年，让-保罗·萨特在为弗朗茨·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所作序言中写道：

“杀死一个欧洲人一举两得，这同时消除了一个压迫者与一个被压迫者，只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

三年前，夏尔·戴高乐在叛乱军官们的欢呼声中通过政变上台成为总统，并宣告了第五共和国的成立；彼时，作为无神论者的萨特说出了他那句名言：“我宁愿给上帝投票”。七年之后，在旧共和国崩溃后的第十年里，法国再一次陷入了不安；萨特与他的爱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同他们的学生一起，手挽手在激进的五月走上街头、要求戴高乐下台。秘密军官组织（OAS）因萨特参与了反战知识分子们的“121人宣言”而公开叫嚣要逮捕乃至谋杀萨特，但戴高乐却是对之以“你不会逮捕伏尔泰”。在1960年去世的加缪最终还是没能看到他为之写作了一生的阿尔及利亚家乡重归和平，撒手人寰之时只留下一本《阿尔及利亚编年史》和他在整场战争中内心的痛苦挣扎。

让-吕克·戈达尔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小兵》因展现了法国军队使用酷刑的场景而遭到了严厉审查，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得以上映。米歇尔·福柯在1960年完成了使他一举成名的《疯癫与文明》原稿，与彼时同样正思考着主体性问题的法农所控诉之“名称叫做法国的神经官能症”形成了血淋淋的对照。新小说（Nouveau roman）与新浪潮（Nouvelle vague）哪怕最终沉湎于文学和电影，却也始终抹不掉阿尔及利亚战争给它们烙上的印记。可当是时第四共和国早已瓦解多年——第四共和国的幽灵正如爱伦·坡笔下的丽姬娅那样，仍然、或者永远都将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法兰西。

“这是尾声的序章！”塔列朗在目睹1815年拿破仑复辟时说道。回到第四共和国崩溃的开端、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全面武装起义的前夜：

1954年并非是戏剧性的一年，法国面临的内外交困是每一个政党、每一届内阁自第四共和国宪法通过之日起便都预料到了的；疾风骤雨、千钧一发的时刻仍还未到来，也并没有人指望弥赛亚再一次拯救法国。这个国家所身处的局面更像是某种存在主义的挣扎：惠特曼的莎士比亚书店正成为“垮掉一代”的文学中心，同在左岸的法兰西电影园青年导演们则正在酝酿一场电影史上的浪潮，喧嚷的红磨坊和拉丁区似乎仍在某种美好年代中徘徊；但在巴黎的灯火之下，一场荒谬的危机正在一步步走来，每个人都能察觉到在现代生活中潜藏着的、积蓄着的荒谬，而这场危机似乎又正是现代生活本身。油墨日复一日地将新的内阁名单、从西贡到卡萨布兰卡的国际新闻印刷在报纸上，每一场大选之前巴黎街头的各处墙面都要被政党色彩斑斓的海报占满，社会或许正在急遽经历着政治化，但政治本身却在生活化之后变得同生活一样荒谬了。

在这一年中没有英雄——孟戴斯-弗朗斯不过是个可怜虫、一个被推举出来收拾烂摊子的妥协产物，民族解放阵线和法国军队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无辜者的血渍，为联邦德国辩护的种种主权、均势之类术语也掩盖不了从前的纳粹党徒们正重新被请回体制中享受高官厚禄。

在这一年中也没有危机——生活从未中断，塞纳河两岸依旧灯火斑斓；至于正在迫近的某种风暴，如果每个人都对此心照不宣的话，那它也就不应再被称为危机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年究竟将会如何结束？

 

一、“颓废（La décadence）”：共和国的衰亡

法兰西民族的认同想象植根于历史和符号之中，而不像它的邻居德意志那样曾狂热依赖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的神话。法国历史的常态似乎并不像瓦尔特·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样是“连续、空洞的时间”，而是由一个个使时间断裂的弥赛亚时刻与例外状态连接的长河。在政教分离法与激进党的时代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词汇会比三色旗、国民议会与共和国更能代表法国的民族认同了，仿佛法国政治中的一切辩论都已经在大革命时就写好了剧本。但这种对共和政体与共和制历史的执念和想象，不禁让人联想起卡尔·施密特的论断——对议会民主制的信念不过是世俗化的神学罢了，尤其是当人们深信不疑的共和政体一次又一次地崩溃而陷入虚无之时。哪怕新共和国的叙事竭力否认维希政权对第三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但也抹除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1940年时，偌大的国民议会里只有八十名议员给菲利普·贝当对民主制的僭越投下了反对票。更讽刺的是，给法国带回解放的也并非坚决拥护第三共和国体制的那些纷争的共和主义政党，而是在左右两翼早就期待着议会民主制灭亡的、在非洲继续战斗并鼓吹总统制和一院制的戴高乐将军，和组织着抵抗组织同德国血战多年、现在正盼望着建立红色政权的共产党人。

自法国大革命一个多世纪以来，共和传统的耻辱失败让政客伙同历史学家不得不为深陷迷茫的法国人找到一种解释。菲利普·贝当在法国投降后通过广播向法国人宣称：

“（共和）政体把国家领向了毁灭。……我们的战败是对我们道德失败的惩罚。”

这就是“颓废（La décadence）”——一种用于回答“为什么在文化、艺术、学术和民主制度本身上空前繁荣的第三共和国，最终却以最滑稽的方式一败涂地”这一“悖论”的神话；左翼接受“颓废”的阐释并以此竭力攻击资本主义的腐化，右翼则借此宣称“过度的民主”正是将整个国家领向失败的罪魁祸首。大战的英雄夏尔·戴高乐和他的追随者们将这种神话进一步政治化，抨击道正是国民议会的制度本身让整个国家陷于软弱，而只有一个强力的总统制和一位担任总统的政治强人——显然，他们期待的正是戴高乐本人——能够带领法国消灭这种软弱。但是，1946年，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所起草的正体现这种削弱议会制、强化总统权力的宪法却受到各中间和左翼党派的联合抵制而未获通过，第四共和国仍然延续了那种“软弱”“腐化”的议会民主制。

但诉诸道德的“颓废”神话无助于我们理解法国政治危机背后的逻辑；后来已经和第四共和国时代渐行渐远的新一代历史学者，则指出法国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的软弱更多来自于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而非领导者们和抽象的体制本身的单纯“腐坏”便可解释的。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结症更大程度上在于，两者从一开始、从根源和宪法上便是相持不下的各方相妥协的产物，这种体制正是为了党争乃至内战所设计的。更糟糕的是，相妥协的各方之间往往充斥着你死我活的矛盾：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初共和派与保皇派的矛盾直到两次大战后才渐渐远离法国政治，第四共和国宪法起草时的三党政治（Tripartisme）甚至在共和国的存续上都难以达成共识。另一种持久的政治矛盾则来自于戴高乐所批评的政党的“无纪律”：只有在最左翼与最右翼的政党才能保持党内团结和政治主张的延续性，而占据了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各中间政党，则从党内派系到政党对外的立场上都充斥着机会主义情绪，党的主张乃至内部的平衡都总是摇摆不定、政治投机的利益让各大政党短视而自私，这让民主体制成为了“政党政权（Partitocratie）”而难以正常运转。在经济方面，法国社会工业化的不平衡和地域不平等同样延伸到了政治上，让工商资产阶级、城市工人阶级和农业集团在同一个政权下都拥有巨大影响力、但每一方都难以主导整个法国政治，这让左右翼间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

为了应对这种政治危机，战后临时政府时期法国的左右两翼提出了两种宪法改革方案：一是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所主张的建立总统制、以强大的行政机关解决立法机关的混乱和软弱、并实现政治的连贯性，但这种方案被批驳为波拿巴主义的反动、第二共和国的重演而遭到了各中间政党的联合抵制，直到1958年戴高乐在政变中上台后才得以实现；另一种是莱昂·布鲁姆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所主张的通过强化人民主权、以更合理化的民主制度改善议会制并延续防止行政机关转向集权的制度传统，但这一方案也并未得到广泛接受。最终，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宪法相较于1875宪法，其最大的进步反而在于罗列了公民的“社会权利“、为日后法国福利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因此第四共和国的每一届内阁仍然大都是政党间妥协的产物、纵使野心勃勃也总是掣肘于各方势力的纷争。

 

二、“局外人（L’Étranger）”：荒谬的危机

大战结束后，欧陆第二军事强国的机械化部队在海陆空协同作战和大量技术装备的武装下，却输给了吃大米、戴斗笠的越南农民，奠边府战役之后，和1870年、1940年相差无几的失败主义情绪重新笼罩了法国政坛。在越南战争中迅速扩大影响力的军方力量，和因丢掉东亚殖民地而深感愤怒的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派别，仿佛让共和国回到了布朗热政变的前夜，但巴黎的文官政府又不得不继续依赖这支规模已经接近战前的庞大正规军去挽救正一点点坍塌的其他殖民地。没有哪个明哲保身的政客会敢于在此时接手法国的烂摊子，因为每一次力挽狂澜的尝试不仅要面对着外在的阻力、更会毫无意外地招来其他政党的全力攻击。孟戴斯-弗朗斯的激进党政府最终不得不接下了裱糊匠的重担，冒着遗臭万年的风险在日内瓦会议的和约上签字、又同摩洛哥和突尼斯商定了和平去殖民化的时间表。但他不愿意再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让步了——或者说他不敢再让步了，因为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康斯坦丁三省还居住着超过一百万的“黑脚（Pieds-Noirs）”——即出生并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军方和民族主义也难以忍受本应迎来伟大民族复兴的法兰西一次又一次地蒙受耻辱。

阿尔及利亚的去殖民化能名列整个战后去殖民化运动中的“最血腥”行列，这与法国殖民历史中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密不可分。“开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偏见在政治上体现为压迫性的强制同化政策，即殖民当局在政治与文化上强力推动被殖民民族接受法国的文化和教育、“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又结合同化政策和促进法国人对殖民地的移民以彻底将殖民地“本土化”。这种政策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的殖民政策上尤为典型，这与英国在大部分殖民地同本地精英合作的殖民地自治传统、或法国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实施的保护国模式截然相反。第二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府便在阿尔及利亚设立了三个省（Département），允许三省像法国本土一样选举议员和地方政府，并不断鼓励来自法国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贫苦农民、工人乃至无业游民和罪犯移民阿尔及利亚，试图将阿尔及利亚彻底变为法国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本土化政策的虚伪和残酷在对待穆斯林居民的态度上显露无疑：本地人被视为文化上低劣一等的，为了变成“完全的”法国公民必须接受法国文化和法语教育，并放弃相当一部分与法国殖民当局政策相悖的伊斯兰教教义、做出事实上的叛教行为；而原本属于本地部族和穆斯林农牧民的土地则被强制剥夺，再转售给新来定居的欧洲殖民者以吸引移民。

“开化使命”的自负最终不仅给被殖民的各民族带来了深远的痛苦，更在去殖民化的运动中把法国自身拖入了深渊。弗朗茨·法农剖析了殖民统治以语言和主奴辩证法将被殖民者去人性化的模式：被殖民者是黑格尔的“奴”、是“恶的精髓”、是“绝对的坏”、是“原始淳朴”“精神错乱”和“敏感易怒”的心理上的“孩子”、是客体和被定义者；被殖民者的一切都要依赖于殖民者的主体性才能被定义——于是法农总结道：斗争，只有暴力的斗争，才能打碎这种主奴辩证法、迎来真正的解放。民族解放阵线在整个阿尔及利亚乃至法国本土都展开了血腥的游击战和恐怖活动，法国政府被迫面对这一事实，阿尔及利亚的斗争终将使法国得不偿失。但是超过一百万的法国移民、希望在北非洗刷耻辱的军队、和死硬的民族主义者们绝不会允许法国政府轻易以一份像突尼斯和摩洛哥那样和平的去殖民化协定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画上句号，因为黑脚族、军队和民族主义能给巴黎制造比民族解放阵线大得多的现实恐惧。

萨特宣布，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是“辩证法的最后时刻”——不仅被殖民者们将以血的代价换取宝贵的独立，主奴辩证法中的白人一方也被拖入了这一深渊。阿尔贝·加缪描写生活的荒谬，身为法国移民后裔、对去殖民斗争同情但又因牵扯自身而有所保留的他自己，也正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种对立中，因为他始终未曾想清的认同、他所属的黑脚族社区便处在孤岛之中，一如《鼠疫》里被瘟疫隔绝、却又不曾听闻穆斯林居民声音的奥兰。

 

三、黑格尔的预言：历史会重演吗？

与法国一同在战后重建中迎来经济腾飞的还有她的老邻居德国，即便此时的德国已经被彻底肢解、阉割，自普鲁士时代遗留下来的军事传统和垄断集团也被盟国整个清算，但曾与法军一同跨过莱茵河的美国和英国人此时却似乎对恢复西德的主权和军事实力、以制衡急剧扩张的苏联阵营十分感兴趣。数不清的“只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而并非主动参与暴行”的前国防军军官、公务员乃至纳粹党徒都被新生的西德政府重新招募，而美国更是公开提议邀请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芒刺在背的法国政府急忙试图利用一切机会抵制西德再武装，毕竟上次大战结束时也没有人认为伤痕累累、身负枷锁的魏玛共和国能够从废墟中崛起并击败法国、重新称霸欧陆。马克思在拿破仑三世复辟时写道：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1919年，在大战中蒙受巨大牺牲的法国希望通过一纸苛刻的条约，让伤痕累累的德国再永远无法对法国构成威胁，但进入动荡的三十年代后，政党间彼此攻讦、难以达成对外政策的共识，彼时又经历着经济衰退的法国被迫选择了绥靖政策，随后便目睹了德国在一步步崛起后终于露出獠牙、把法国再次拖入大战深渊的局面。1945年，盟国对德国的分区占领似乎终于实现了巴黎和会时法国的诉求、将德国的一切战争潜力彻底摧毁，直到急剧激化的冷战先是促成了联邦德国的成立、后又推动了西德战后重建的经济奇迹，最终西德的主权化、加入北约和重新武装也都提上了日程。柏林危机和苏联西部集群的百万钢铁洪流时刻挑动着美国的神经，使其不断敦促将联邦德国打造为抵御苏联威胁的第一条防线——但法国人清楚地记得，三十年代时，正是同样的“以武装的德国制衡苏联”的逻辑让英美默许了纳粹党的扩军计划、以绥靖政策将整个世界一步步送入深渊。

法国的左右两翼罕见地在西德再武装上达成了共识：左翼控诉镇压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吸收了大量前纳粹党徒的西德政府是另一个法西斯政权，右翼则出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的考量而坚决抵制西德再武装。但是法国外交界自战间时期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到煤钢共同体之父罗贝尔·舒曼，一直存在着另一种解决德国威胁的思路，即通过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德国的民主转型、西欧的经济纽带和在此基础上的德法两国真正和解，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威胁，但这一方案毫无疑问会面临法国国内的巨大阻力——舒曼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辞去了外交部长一职。西欧集体安全和防卫共同体的构想面临着同样的反对，戴高乐主义者认为防卫共同体将损害法国主权，左翼则认为集体安全将把法国绑上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战车、保障法国必须反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普列文计划在1954年由于国民议会的反对而瓦解了。但是，任何一届务实的法国政府都清楚地知道，倘若他们始终无法在国内的反对与西德再武装的趋势间找到平衡，法国便会在西欧一体化议程上将把主导地位拱手让人、这也就更难以在冷战的大潮中维护法国的外交利益。

 

四、联动机制与设计理念

正如“法兰西之困”其名，本联动体系在设计上便围绕着法国的内外局势展开，职能与会场规模上都更庞大的国民议会将成为整个联动体系的枢纽，而阿尔及利亚多党谈判和巴黎布鲁塞尔条约修订会议两个会场将分别顾及阿尔及利亚独立和西德再武装两个问题。在整场会议中希望模拟第四共和国在这一时刻的荒谬困境：局势并没有糟糕到千钧一发或一步错、步步错的局面，拖延与中庸之道仍不失为一种逃避燃眉之急的策略；即便一切都在缓慢发展但似乎又都在不可阻挡地恶化着，任何一个试图做些什么的法国政府却都将举步维艰，同时面临国内错综复杂的党争与国际愈发激烈的冷战和去殖民化浪潮这两方的巨大压力。法国似乎只有协调好了国内各方的利益和诉求才能在对外政策上保持连贯、追求国家利益，但每一件法国卷入的国际事务又都可能反过来搅乱国内政局、给反对党递上抨击政府的素材；法国的困局似乎来自于国内政治和整个跛脚的政体，又似乎来自于战后混乱而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

为此，本会议的机制设计将通过非对称的会场设置，着力于同时模拟法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局面、以及两者间的联系：在国民议会会场，设置了六十余席以呈现更接近史实的多党并立、纷争不断的政治局面，并设定不信任投票和组建新内阁机制、重新设计会场的文件规则以反映作为立法机关的国民议会对行政机关和政府的主导地位，国民议会将决定法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总体方向；但国民议会因规模和政党政治的制约，仅能对法国政府的对外方针给予指导，而阿尔及利亚和西德问题的具体解决仍依赖于规模更小、更专业化的阿尔及利亚多党谈判和布鲁塞尔条约修订会议两会场。在会场之外，除主新闻中心联动分支，本联动体系将仅设置法国一国之内阁而不设置美、苏等大国之内阁，且法国内阁的活动仍将紧紧依附于三个会场的进程，以此确保本联动体系将紧密围绕着总议题之主旨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