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嘉宾简介：黄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院立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行为法学会行政法治分会理事 广东检察公益诉讼咨询专家…
Category: GBAMUN Insights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Summit Linkage System
在寒假的南亚风云联动体系中，湾区模联实验了提供非确定信息的推演策略，取得了较好成效。这篇文章结合寒假会议的情况与我个人的会议经验，就会议中的信息流动问题进行探讨，尝试回答学术团队如何设置博弈和如何管理会议信息流的问题。 在峰会联动中，代表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会议指导中心、会场、磋商和媒体四种渠道。在四种渠道中，前三种都由于席位差异具有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性。近年珠三角地区的峰会联动淡化了会议指导中心的信息发布作用，也利用自由会期制模糊了会场和磋商的界限。在这样的会议中，代表收到的信息的不确定性提升。这使得代表对会前准备和个人经验的依赖增强，进一步加大了会议中的信息不对称。这一现象应得到峰会联动的设计者、完善者和参与者的重视，并在办会与参会中利用信息差改善会议体验，增强会议真实性。 峰会联动是沙盒式的会议，代表在学术团队设定的框架内自由博弈，无需学术团队干涉。这种会议的推动力是会议设置中参会各方存在的核心矛盾，即“选择题”。代表在会议开始时根据立场从不同选项出发进行博弈。又由于会议同时存在数个主要矛盾，代表需要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取舍。代表需要获知的信息可以归结于其他代表的目标、底线和让步条件。这三项信息一方面来源于会议学术背景，一方面来源于代表自身的认识水平。 由此，在会议准备期间，就存在代表与学术团队、优秀代表与一般代表的信息不对称。代表与学术团队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体现在学术团队的资料搜集能力强，且为团队作战，拥有较多史实资料；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术团队通过学测和立场文件对会场代表有较全面了解，代表缺乏这一信息来源；还体现在权限、可用资源等会场设置仅学术团队可全面获知，并对会议设置有最终解释权。而优秀代表与一般代表的信息不对称除来源于资料搜集能力的差异外，还来源于对其他代表立场进行推理水平的差异。 会议开始后，学术团队与优秀代表的信息差减小，优秀代表与一般代表的信息差增大。会议进行过程中，会议指导中心的信息来源是会场主席的报告，代表上交的文件与媒体报道，与代表获知信息的渠道相同。而随会议进程推进，优秀代表逐渐获知其他代表立场和底线，并对学术设置有一定了解，其拥有的信息量开始追赶学术团队。部分水平更高的代表甚至有余裕释放干扰信息，干扰其他代表乃至学术团队的判断。一般代表处理会场繁杂信息的能力有限，对学术背景的了解较少，从会议信息流中截取的部分少，与优秀代表间的信息差逐渐增大。…
Introduction to Macroeconomics (1) by Dr. Yu Ping, Tsinghua University
01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 如何去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呢？在实际情况中，“经济总量”、“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通常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几个维度，而各个维度中我们以不同的数量指标来尽可能合适地进行反映。关心财经新闻的同学或许会记得，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是“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刻画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几个维度。 “经济总量”体现了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创造的财富的总值（大家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基本概念——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其人民生产了多少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印刷了多少流通中的货币，货币仅仅是衡量财富的尺子）。我们通常用GDP和GNP这样耳熟能详的指标对“经济总量”进行反映。GDP意为国内生产总值，是指某段时间内（通常是一个公历年）在国境范围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之和;GNP的概念略有不同，是指一个国家所属的国民在一段时间内创造的总价值。经过对比大家可以看出，GDP强调的是“空间范围”，即但凡在国境之内的生产活动，其创造价值都被核算在内；而GNP强调“属人范围”，只要是该国公民，无论在哪个地域，其收入都被核算在内。举例来说的话，一个在日本工作的美国公民所创造的财富计入美国的GNP，但不计入美国的GDP，反而计入日本的GDP。至于这两个指标中谁更能真实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就很难一概而论了，具体到某个国家，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政策导向及文化传统都会让这个问题的结果变得不同。 “通货膨胀率”这五个字本身就是很形象的比喻，“通货”是指一个国家所流通的货币（按照当下的理论更准确来说，是指“信用货币”），“膨胀”这一修辞体现了实际流通的货币数量超过了真正需要的货币的数量。在原因上的确是货币“膨胀”了，但更容易观察到的（或者说大家最关心的）结果却是商品的价格上涨了，因而我们通常用物价上涨的水平来对其进行反映（若对货币数量为什么会“膨胀”感兴趣，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货币数量论公式”和“货币政策”，或是费里德曼的相关理论）。CPI意指“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过挑选一个典型的商品组合（教材中常用“一篮子商品”的说法，曾对笔者造成了长久的困惑），对这个组合内的商品的物价变动情况进行加权平均的计算，得出综合的一段时间内物价上涨（或下跌）情况的百分比。大家可以看出挑选哪些商品进入这个组合，以及每种商品在组合中所占的百分比，都会极大影响计算的结果。在我国国家统计局制定的调查方案中，CPI的调查内容按用途划分为8个大类，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由于普通居民最关心的实际上是物价情况，因而CPI的统计口径的变更也就更应审慎。…
The Choice Strategies of National Nuclear Strategies in the Second Nuclear Era by Dr. Tang, Peking University
1 第二核时代 冷战结束前，美苏两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军控和核裁军条约，奠定了的核战略稳定基石；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核禁忌”概念，最终在核军备发展、核武器使用原则、核不扩散三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与发展，大体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核秩序。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结构体系发生了根本转变，美苏两极体系因苏联单方面解体而不复存在，许多新的核安全问题浮现水面：其一，地区性国家不再受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束缚，可以更大限度地追求地区霸权；其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高精常规武器及先进投送手段的扩散使更多国家拥有了不可低估的毁伤能力。因此，有学者将此期间称为“第二核时代”。 “第二核时代”特征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国际核安全环境充满不确定；二是随着决策中心数量的增多，国际核力量体系呈现出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安全格局；三是国际核力量体系中的拥核国际行为体有层级上的区分，非国家行为体在其中日渐活跃，成为新的变量。…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the country’s sudden death by Dr. Tang, Peking University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中劳动力结构和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比率）发生重大改变，对就业市场、产业结构、社保体制等各方面带来重大且深刻的影响。 在过去50年里，世界人口形态在向着老龄化不断演进，“银发浪潮”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也于1999年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如何解决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皆较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随时间推移，人口老化愈发深重。本文以欧盟应对人口老龄化采取的相关政策为视角，为中国有效应对老龄化危机提供经验借鉴。 欧盟经验 1．退休政策改革 欧盟各国近年来对养老金和退休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改革。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情况下，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带来双重红利，一是改善公共养老金的财务收支平衡；二是促进老年劳动力持续就业。因此，大多数欧洲国家近年来都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从2014年开始，意大利、丹麦、荷兰等国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英国和爱尔兰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8岁。波兰、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等中东欧国家也正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ew Media Era by Dr. Li, Tsinghua University
作者李潇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领域为新媒体、财经传播、舆情研究，新闻与传播、财经、社会学相结合的交叉领域。 溯源与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是新闻行业职业化的一种专业规范和精神。它的诞生经过了大约四个世纪的发展。 16世纪后期，新闻印刷品开始问世。17世纪初，德国诞生了近代报纸。英国的新闻业开始对政治产生影响。1772年，英国的报刊获得了国会的旁听权，不仅能刊登新政策，还可报道议员的发言。因而，新闻界在英国被称为是仅次于贵族、僧侣、资产者的“第四等级”。新闻界在社会的影响力开始逐渐为人所看到和认同。1981年，雷蒙德创办《纽约时报》，提出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性，报道客观、议论公平。20世纪80年代，商业经济发展，新闻业开始反省商业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不良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更加趋于完善。…
The Game of Personality in the Data Age by Dr. Yu Ping, Tsinghua University
内容解读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即GDPR)，为欧盟旨在通过限制企业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来加强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的立法行动。GDPR明文规定了六种权利，分别是获得权、更正权、删除权（被遗忘权）、限制处理权、数据可携权和反对权，并分类细化了保护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