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er Bay Area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工作，是绝大多数人生活来源所在。就业是个人生活的来源，也是社会运行的动力。而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的矛盾都在就业问题上聚集。因此，就业问题常处于各国政坛的风暴眼中。然而，这一问题并不是通过简单地投票决出多数人支持的方案即可解决的。有关就业问题的决定并不仅仅基于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平衡取舍以及方案的可行性都需要纳入立法者的考量。相较于一人一票制的直接民主，在委员会和听证会中进行的协商民主更能够使社会各方的意见充分交流。因此，本次会议采用委员会与听证会制度，淡化党争、选票与政治交易的影响，而强调议员作为公民代表的价值判断。并设置证人作为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代表，通过作证影响委员会决策。

在会前，代表将进行一次政治坐标测试以划分阵营，并据此在为代表分配与其观点类似的议员或证人席位。设置这一机制的目的是使代表有更多的代入感。在就业这一政治议题上，除政党及所在州的影响外，参议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人生经历的影响。同样地，代表本人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决定了其对就业政策的总体态度。学术团队尊重代表本人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判断，并相信在会议中扮演与自身立场相近的议员更能为各位代表带来启发。

在准备会议期间，代表需要撰写一份符合其阵营观点的陈词。陈词水平较高的代表将被分配证人席位。证人是推动会议进程的核心动力。证人能决定一个会期的议题，每会期开始时委员会需要传唤一名证人，在证人发言完毕后，会场需要对证人的证词及提议进行讨论。证人更代表一个社会群体的态度，不仅影响一份法案的通过与否，还可以影响诸位议员的政治生涯。除作证与旁听的权利外，证人也拥有撰写并发布时评文章的权利。与报道事实的记者不同，证人作为社会的代表性人物，其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偏向于陈述自身观点，并能号召所代表的群体乃至全社会展开行动。然而，每位证人只有一次发言的机会，在会场外写作的影响也不能与会场上发言相比。这为证人这一席位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性。

学术团队相信，这一机制除能推动会议进程外，也能提高代表的参会体验。水平相对高的代表需要说服其他代表，使会场的主流观点偏向己方，这是一种合作的氛围。由于发言次数有限，水平较高的代表不会占据大量的发言时间，挤占其他代表的发言机会。而决议写作与稿件写作的分离也使得文件写作能力较强的代表可以等待其他代表迎头赶上。对于水平较弱的代表而言，证词的指引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会议进程和推进对议题的深入思考。而舒缓的会议节奏也可以减轻抢发言、抢文件的压力。

在本次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规则与机制设计中，学术团队将对美国历史上的参议员的专门委员会职能以及国会听证会制度的设置进行高度的参考与还原，让代表们对于同时具备立法职能与经济政策方面的技术要求的银行与货币委员会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作为在经济领域中具有极高专业素养以及对以联邦宪法为核心的美国法律体系具备高程度认知的国会成员，如何在包括立法层面法理性、经济层面的可行性、以及政党与个人态度以及政商关系层面上的可接受性上全面地对待备受争议的《充分就业法案》的分析与表态，是本次会议设计的核心难度所在。

不同于当代的国会运作状况，1945年的美国国会面临着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带来的长期的“帝王式总统权”，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再到美国参与二战后的战时政权运行状态，不论是相比曾经还是相比现在，白宫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都出现了空前的强势与膨胀的局面。相比于强势的行政权力机关，作为三权分立体系东西两端的国会体系与最高法院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自1933年上任以来，尽管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卓越的绩效，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在其任期内屡次对立法权与司法权施压，使得多份颇具争议性甚至实质上是违宪的法案仍最终得到了参众两院的通过，这毫无疑问对国会制度带来了破坏性的挑战与影响。

除了联邦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本身，在本次会议设计中，学术团队也会将包含了立法、监督、调查以及同意权四个方面的美国国会听证会制度呈现在代表们的面前，作为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研拟立法政策与收集分析社会各界态度的重要方式，听证会制度的存在也对本次会议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学术团队也将期待代表们能够灵活运用传统的国会上的规则性技巧，充分利用国会特殊议事规则中的辩论环节、立法程序、以及质询流程中的程序性特点，来充分地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及所在党派或是党内集团的政策诉求进行到位的服务，对战后面临的由军队大规模缩减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相关经济部门出现的萎缩趋势所造成的新一轮美国国民就业问题提出符合党派利益、本州利益、以及选民群体利益的合适主张与意见。

催生就业法案（S.380）的主要动力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和走出大萧条的成功经验。

大萧条是一场起源于美国的严重经济萧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全球。是二十世纪为时最长、影响最广、破坏最大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始于1929年9月4日的一次大规模股价暴跌，并在同年10月29日史称“黑色星期二”的股市崩盘发生后成为了世界性的事件。1929年到1932年之间，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幅度约达15%。大萧条给各国带来的冲击多持续到三十年代到中后期，但在部分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其影响仍然存在。

大萧条初期，在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的自由主义低干预经济思想引导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基于行业自决原则的政策，倡导业主保持雇佣规模及薪资水平以维持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但在每况愈下的市场局势的压力下，裁员与减薪仍然不可避免，经济危机的扩散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此时在美国，大萧条已经导致国民失业率大幅增高以至超过20%，大众的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准大幅下降。日常生存的开支和大萧条前超前消费主义造成的负债让许多人倾家荡产、流落街头。

胡佛的继任者，民主党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上台后不久，便开始推行了一系列被称为“罗斯福新政”的经济项目。这些经济项目在经济上主要涉及对金融业的改革、对农业个体的扶助、针对无业者开展政府主导的“以工代赈”项目等。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将国家政权由执政党主导的传统政府逐步向支持新政、弱化政党差异的联合政府形式过渡。通过采取这些当时看来相对激进的策略，罗斯福政府成功地使经济的下滑趋势在较短时间内趋于稳定。

随后通过成立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统筹全国范围内的就业救济计划（Relief Plans），失业率迅速下降。通过对就业救济项目行业方向的把控，罗斯福政府将这些项目主要引导向公共建设事业，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发生竞争而导致发展受阻，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后续经济复苏的展开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配合1935年《财税法案》和1937年《住房法案》，罗斯福政府构建了完整的美国经济与民生复兴重建的框架。

虽然罗斯福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实施过程也遭受了许多批判。右翼反对意见认为，罗斯福新政过于激进，政府对经济实施了过多干预，这给予了政府过多的权力，使政府拥有了掌控市场和经济的能力，从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性，同时也危害到了个体自由。左翼批评意见则认为，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社会改革不够彻底，不能给予全体社会成员足够的保障，这只是一次治标不治本的急救措施。